1950年3月15日拂晓，昆明东华门外的寒意仍在，押解队伍的脚步声在石板路上有节奏地回响。队伍中央，杨朝纶双手被铐，面色阴沉。押送官兵彼此交换眼色——这个人，三年里先后出现过在海城、梅河口、锦州、天津、昆明的投影，每一次都伴着背叛或反复。此刻，他终于再无退路。
陈赓清楚，这不仅是一次军事法庭的普通审判，更是对起义部队信义的维护。作为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，他向来拿主意果断，可对杨朝纶却迟疑了，原因很简单：当年海城火线上，杨朝纶也曾在通电里写过“合作到底”四个字。若贸然处置，旁人会不会怀疑我军对旧部缺乏包容？陈赓拿不准，于是走进市政府临时办公室，急声问道：“老潘，这人究竟怎么办？”
潘朔端放下公文，沉默片刻：“宽纵？他已叛变不止一次；严惩？又签过起义通电。”这两难，让一旁的参谋有些犯难。三年前，潘朔端在海城第一枪打响时立下决心，552团弟兄们靠着他选择了新生；可杨朝纶，550团的老伙伴，却一次次扯着旧日军阀思维折返。
回到1946年5月，滇军60军184师三个团分驻鞍山、海城、大石桥。号称“五大主力”之一的新六军对这支外乡部队多有防备，还专门派谍报队盯梢。此情此景，潘朔端心中火热，郑祖志试图改变防御部署也被否决。东北民主联军的炮声在海城东南面炸开时，他索性抛出一句：“再打同胞，我无颜回滇西。”一纸通电，把552团拉进了民主联军阵地。
这支“只起了半个师”的队伍很快体会到战场的严苛。552团在海城顶住了60军的狂风骤雨，里面不少人第一次尝到与解放军并肩的滋味。海城起义亦让东总看见了裂隙中的机会，却埋下另一个隐患——没有跟上来的杨朝纶。
杨朝纶出身云南祥云，讲武堂第十七期，抗战时打过硬仗。可他渴望的是“当官发财”，而不是“供给制”。杜聿明一句“保你当师长”，就足够击中他的软肋。于是大石桥一战，他拒谈起义，硬撑数日后兵败被俘。潘朔端念旧情保下他，东总也希望笼络起义军心，给了副师长的名头。可杨朝纶心中那张空着的“师长”椅子始终在召唤。
同年12月，国民党大军逼近南满。184师在通化整装待发，列车停靠石人火车站时，敌机轰炸声遮天蔽日。杨朝纶趁机集合一营又一营，谎称“分散躲炸”，一头扎向敌占区，裹挟千余人叛逃。此举不仅折损了东总的部署，更让潘朔端声誉受损。追击部队虽追回部分人员，他本人却逃入敌后，重新挂上了“三青团员”的臂章。
之后两年，184师被杜聿明连番重组，战斗力却一再下降：梅河口被歼、锦州鏖战折损、天津城下溃败。每次重组，杨朝纶的军衔似有提升，兵却越来越稀，装备更多是杂牌枪，真正能战之兵寥寥无几。1949年初，天津总攻前夜，184师防线被捅了数个窟窿。次日清晨，他在城西被缴械俘虏。按军法，归为战犯并无异议，但这时东南局急需在滇桂湘三省打开局面，滇军背景的杨朝纶暂被列入劝服名单。
半年后，杨带着“特殊身份”抵达昆明。本应协助劝进卢汉，却反手勾连旧部，成了国民党在滇的暗桩。卢汉洞察其心，索性将他凉置为93军副军长，架空兵权。8月，第一批东北先遣人员秘密抵达滇中，50军代参谋长张秉昌对卢汉细说长春起义前后，与中央保持电波沟通的种种细节。卢汉的顾虑被消解，起义计划悄然酝酿。
12月9日黄昏，卢汉在公馆设宴，李弥、余程万等被请进门后立刻被控制。21点30分，云南省政府和绥靖公署联合通电全国，“驱蒋起义”。名单里，杨朝纶的签名与潘、卢的名字并列。只是，他的心早已游离。李弥突围后在缅甸叫嚣反攻，杨朝纶暗中联络特务，企图诱使93军旧部倒戈。情报部门数次截获电文，终于在1950年初将其收网。
案情送到陈赓案头，措置尺度难把握。毕竟，云南新近解放，起义将领尚未完全稳定，若处置不当，容易被人渲染为“秋后算账”。然而，放之任其活动，军心难安。此时，最有发言权的人还是潘朔端。下午四点，三人碰头——潘朔端、魏瑛、马逸飞。屋里闷得厉害，连风都不进。
“杨朝纶三次背叛，若再宽容，谁信纪律？”潘朔端的态度坚决。魏瑛补充：“要让部队明白，信义不是儿戏。”马逸飞点头，笔直站起。短短几句话，陈赓心中有了定论。随后公审公告发出：杨朝纶，以组织并参与武装叛乱、勾结敌特破坏人民政权，判处死刑。
宣判那天，潘朔端亲自登台宣读。台下挤满解放军和起义官兵。判决书念到“罪恶深重”时，有人沉默，有人轻轻叹气。昔日滇军的两位老熟人，如今站在截然相反的立场。法槌落下，尘埃终定。
有意思的是，杨朝纶被押走时，仍在喃喃：“如果当年让我当师长……”声音越来越小，终被清晨的风卷散。对许多曾跟随他辗转的旧部来说，这一句子像幽灵徘徊，提醒着选择与后果之间的距离——一步错，步步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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