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
如果在近几年俯瞰中国乡村，会发现一个颠覆传统的变化正在发生：纵横交错的田埂被推平，闲置的零散地块被合并成广阔的大田，农民不再各自耕作自家的一亩三分地，而是像流水线上的工人，在田间集体劳作、准点下班。
这些景象自北至南——在华北的玉米地，黄土高坡的苹果园，岭南的甘蔗林，东南丘陵的茶园——铺陈开来。
从2021年到2025年，村镇纪录片《遇真纪事》的创作者赵玉顺和袁贞贞走访中国1000多个村镇，他们发现，很多农民正在大规模地出租土地，再受雇于老板，在自家的地里成为拿日结工资的“工人”。
这种变化背后隐藏着一笔“经济账”：粮食作物收益微薄，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门槛过高，农民将土地“包出去”，再留下来打工，才能维持生存。与土地合并伴生的，是乡土社会的瓦解——宗族联系断裂、扫墓找不到祖坟、年轻人与故乡失联。
仍在地里上班的，大多是老人。他们的老去，将带走一个时代关于土地的情感与记忆。
以下内容根据赵玉顺的讲述、他的新书《看见中国村镇》及《遇真纪事》部分纪录片整理。
文 | 姜婉茹
展开剩余93%编辑 |王之言
在自家土地上班
2021年，我和搭档袁贞贞刚开始拍村镇纪录片。我们去到广东茂名，在国道边，我远远地看到一个很盛大的劳作场面——上百名农村妇女聚在一起种蔬菜。我小时候是留守儿童，跟着爷爷奶奶在村子里，那时候农民都是种自家的地，一片土地里顶多两三个人。所以一下子看到上百个人在同一片地里工作，非常惊讶。
往镇子上走，又看到很多北方牌照的货车，有山东、河南、山西的。一个大哥在给蔬菜打包装箱，有辣椒、萝卜、黄瓜，他说这些是“北运菜”，要运去北方。
在茂名，“北运菜”的种植面积超过了65万亩，规模很大。大量外地老板过来承包土地，那位大哥就是一个北方老板的雇工。这种“工业化、车间化”的农业场景，让我第一次感受到，有什么变化在发生。
在陕西咸阳的一个猕猴桃果园，也有让我印象深刻的场景。那天，十几个阿姐忙着摘猕猴桃，下午5点，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一句“下班了”，她们瞬间停手，有的骑着电动车飞快离开，有的拎起饭盆就回家去，就像听到了放学铃声的学生。
去问才知道，这些阿姐还是在自家地里劳作。但她们的土地以每亩每年1000块钱的价格承包给了老板，老板又雇佣她们做工。她们跟随猕猴桃的生长节奏——施肥、打药、采摘、修枝，每个过程来上几天班。早上8点开工，中午12点休息一小时，大家排排坐，一人喝一大碗疙瘩汤。
陕西咸阳的猕猴桃果园中，女工们集体坐在台阶上吃面条。讲述者供图
从2021年到2025年，我和搭档走访了全国一千多个村镇，类似的场景反复出现，慢慢会有一种身处历史当中的感觉。从岭南的甘蔗林，到华北平原玉米地，从西北黄土高原上的苹果园，到东南丘陵的茶园，耕地变成了“工地”，农民变成了工人。农民把土地的经营权出让给承包商，又受雇在自家地里“打卡上班”，拿日结工资。现在正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时代，而我们这些年所记录的，恰恰就是时代的交接处。
走访中我发现，承包商主要有三类：一是本地的个人承包户，他们把本村和周边村子里几十到几百亩的土地包了；二是外地个体户，经常能看到东部沿海的老板，比如我在西北和岭南都见过浙江台州的车牌，他们一般会包下成百上千亩地；三是大型的农业公司，包地规模动辄成千上万亩。
这种大规模承包得以实现，离不开全国正在推行的村镇土地整合。近几十年，农村青壮年进城打工，大量土地闲置。为了不浪费耕地，各地开始把小田埂推平，将零散的地块合并成广阔的大田，以适应机械化高效作业。
2024年3月，我在福建莆田看到一个大型土地平整现场，工程进度已经完成了99%。绝大多数村民都把地租出去了，每亩一年600到800元。剩下1%“钉子田”，是一个老人还守着他家的几分地在种菜。他孙子在县城上高中，他不放心学校的大锅饭，想让孙子每周回家都能吃到新鲜的蔬菜。
通常来说，农民的房前屋后还是会留几分地用来种菜。尤其是南方山地多，那些承包商看不上的角落，村民就自己留着。也有农民全部租出去了，一点都没有留。有的老人家里没地了，但他们还要养鸡、喂猪，又不会专门花钱买饲料，就去地里捡，成为“拾穗者”。
我在广东湛江杨柑镇见过一个80岁的阿婆，驼着背捡番薯。那里一年可以种两季番薯，重型机械推过之后，上百个当地妇女聚在田里，将成堆的番薯打包装箱，送上大货车。剩下一些很小的番薯卖不上钱，留在地里，村里老人就会收集起来。
捡的人多了，就变成了“抢”，跟着旋耕机一直走。一些极端的情况上了新闻，老人被卷到收割机里去世了，每年不止一两起。有些评论说，老人喜欢占便宜。其实也有一种可能，他需要这个东西生活，才去捡。
广东湛江，被老板雇佣种红薯的农妇。讲述者供图
云南嵩明县的蔬菜产业基地也有拾穗者，每天下午，都有村民去捡蔬菜被剥掉的最外层。为什么他们不给自己留下一点地，全部出租了呢？
当地大叔告诉我，因为老板给的“太多了”。
自己种地不挣钱
在嵩明县，承包土地的老板一年一亩能给1000块钱，而如果农民自己种粮食，辛辛苦苦一年也就挣这么多钱了。在自己的土地上打工，其实是农民算过的一笔现实的经济账。
在广西河池大化县红水河边，一位大叔给我算了他家的账。他种的是玉米，种子、农药、化肥这三大样，每亩成本400元。风调雨顺时，玉米每亩纯收入1600-2200元。最后算下来，时薪可能才几块钱。“种地不能算人工”，是农民心照不宣的共识，越算越觉得不划算。
广西河池，在石头缝中求生的玉米。讲述者供图
河池多是喀斯特地貌，不能种农作物。他们自己种地收入低，是因为地形地貌不适合农耕吗？
当我们去了华北平原，从南方农民的视角看，会觉得土地这么平整、肥沃，还能大规模使用机械，简直是梦幻般的农业剧本。但是在机械化程度更高的华北平原，并不意味着能挣更多钱。
河北正定的一位玉米收购商告诉我，这里人均耕地也就1亩——2019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数据是，人均耕地1.36亩，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%。所以石家庄一带的农村青壮年普遍外出打工，把家里的几亩地承包给大户或者公司——“在地里耗不起”。
那么地广人稀的东北黑土地呢？我在黑龙江齐齐哈尔拜泉县遇到一位大叔，他家拥有50亩地。但是这里天气太冷了，一年只能种一季作物，一半种玉米，一半种大豆，全年收益3万块。大叔的孩子很早就离开了家。
黑龙江齐齐哈尔，辽阔平原上的日落景象。讲述者供图
从南到北，从丘陵到平原，种植粮食作物的个体小农都面临着收益微薄的困境。市面上绝大多数粮食作物的单价很低，只能扩大规模才能挣钱。
单价更高的经济作物（如棉花、油料、糖料、茶叶等）的情况也一样。云南宜良县原本被叫作“滇中粮仓”，依靠着南盘江，适合种水稻，但从90年代开始，种植鲜花的越来越多——土地租金可以达到一亩一年两三千，老板之间也会竞争、抬价。
一望无际的鲜花大棚。讲述者供图
现代农业早就不再是简单的“靠天吃饭”，而是重资产投资。经济作物比粮食作物投入成本更高，而且需要很好的种植技术和销售渠道，花农甚至会组团去荷兰学习。养花设施也很贵，要控温控湿，维护大棚。而当地村民没办法承担这样的费用。
对于个体农户而言，还要承担灾害与市场风险。种地是一次“赌博”，种下去的时候，不会知道收获时的价格如何。特别是一些果树，从种植到收获至少需要三四年的时间。期间还要承担干旱、洪涝等自然灾害风险。就算买了保险，定损、定责也困难。
所有条件都显示，自己种地不挣钱。投入高，风险大，还没有议价权。
谁还留在地里？
在云南曲靖的小坝圩村，我看到很多中老年妇女在地里劳作，栽葱、种洋花菜、采茭白。种菜的工钱是每小时10元，更辛苦的摘菜每小时20元。做几小时，就拿几小时的现钱。
“都是我们这种年纪大的人在做，找不到别的工作才来”，一位大姐说。还有几位种洋花菜的奶奶，年纪已近七十。她们不断弯腰又起身，动作缓慢，在腰间绑了一个厚厚的泡沫垫，方便随时坐下来休息。
云南曲靖某村的蔬菜基地，农妇们在劳作。讲述者供图
据我观察，土地上的雇工，8成以上都是妇女。在广西来宾，我遇到一个阿姨，她已经60多岁了，平时在家带孙子。孙子上幼儿园的时候，她就去人家地里砍甘蔗、挖番薯。她一边背着小孩，一边跟我说：三四十岁的时候，她曾在广州海珠区的服装厂做工，老板娘还在喊她回去。厂里的活更好，不用风吹日晒，挣得也更多，她去不了，很遗憾，只能留在村里，挣点零工钱。
还有一位湖南永州的大叔，他年轻时在武汉盖房子、修堤坝。但是前几年，他失去了卖力气的资格，包工头有活已经不叫他了，怕他年纪大了出事，还得给担责。现在他在自家的土地上给别人种烟叶，平均下来一个月能打上几天工，赚140元的日结工资。
湖南永州，在烟田里工作的66岁老人。讲述者供图
从南到北，许多老年农民工有着相同的人生轨迹。青壮年时期到经济发达地区务工，从事建筑行业的重体力劳动，等工地不要高龄工人了，60岁之后返乡，再想办法到处找零工。
对很多留在村里的人来说，停下劳作就没有饭吃。我在广西横州多次走访，经历过阴天、晴天、雨天，花农们都会雷打不动地在地里摘茉莉花。如果不摘，当天花苞就会开放，香气消散，失去经济价值。太阳越大，香气越浓，花农们总是在高温酷暑下劳作，天热，花价才会更高。
我见到一位赤脚走在泥泞中的大姐，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出去务工了，只剩她一个人守着七八分茉莉花地。家里还有两亩地，以每年每亩1300元的价格出租了。这两年茉莉花价很高，能超过租地租金，农民就自己种。
大姐在劳作时不小心摔倒，手腕严重受伤，医生说不能再摘花了。大姐说：“不去摘就完蛋了，没有钱了。”
她靠着另一只手摘花，速度慢，就从早上7点开始摘。在盛花期，花农们争分夺秒。有人在田边做起了午餐生意，带着大喇叭沿着村道叫卖。大姐中午就花3元钱买一碗粥，吃完继续摘花。
按计时制算钱的农活，下班时间到了，大家立马就走。计件制的，大家下班的时间就不一样了。
在江西婺源的秋溪村，采茶按斤算，一斤20块钱。两个老板承包了村里的茶山，雇了100多个采茶工，漫山遍野都是，绝大多数是方圆10公里内的中老年妇女。至于宣传影像里妆容精致的年轻采茶女，在现实茶园里根本不存在。
她们凌晨4点多起床，6点就要到茶山，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，烈日下雨不停。采得多的人，一天能赚200多。一位奶奶已经87岁了，爬不了山，就采低处的茶，有时候比女儿采得多。茶山陡峭，茶树低矮，她们不断弯腰、下蹲，腰上正贴着药膏。
承包土地的老板，通常在村里有线人，类似于中介，帮忙招工。这个线人一般人脉广，外向开朗一些，自己也下地干活。一天的工钱没多少，但其实在村里，没有别的收入来源，有个50块都有人想天天干。
老板可能还会雇一个监工，大多是相对年轻的男性。监工是不干活的，骑个电动车，在村道上转来转去。
一个时代结束了
农民不太会去想，在自己的土地上打工，是一种什么感受；失去了“主人”的身份，也不会感到遗憾——农民对土地是没有浪漫感情的，算的都是经济账。土地更像他们赖以为生的生产资料，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劳作，就像在工厂打螺丝，不会对工厂和螺丝产生感情。
在贵州的一个村子里，大部分土地都承包出去了，只有一个大姐还在那里种蔬菜，用烂菜叶做农家堆肥。她嫌弃每亩一年500的租金太低，还不如自己种。我问她，要是给1200的话，还自己种吗？她答得毫不犹豫，给1000就租出去。
农民对土地没有感情，但对乡土有感情。在故乡有成长的记忆，有亲属关系，风土人情。但是现在乡村出生的小孩，跟故乡越来越疏离，对村里的事情也不会那么在意，只有过年时回村几天，大家都是用普通话交流，乡音消失了。
这种消失，是伴随着这几十年里农民持续离开土地而出现的。在历史中，农民跟土地紧紧捆绑在一起。现在，连维系乡土社会的宗族关系和传统理念，也开始分崩瓦解了。
广东阳江，独自晒太阳的老人。讲述者供图
从前有一个概念叫“五服”，是指同姓的五代人。在五服之内，应该都有很亲密的联系。现在不要说“五服”了，可能堂哥、堂姐，甚至亲兄弟姐妹都没有那么多联系，大家分散在各个地方。
村里的一些老宅子，过年时候房门紧锁，长满杂草，主人已经去世了。有的宅子还会贴一对对联，在城里务工的子女贴完就走。再过几年，可能也不会去贴了。
云南徐家渡，标明“无人居住”的房屋。讲述者供图
清明节扫墓逐渐变成一件麻烦事。土地荒芜了，每年扫墓都要拿上一把砍刀，割草开路。另一个困难是，可能都找不到祖先的墓在哪里了。从前的坟都是一个个小土堆，有墓碑的字迹也可能斑驳不清，一不小心就会扫到别人家的墓。
我爷爷在的时候，扫墓不会出问题。后来轮到叔叔伯伯这一辈带路，他们的印象变得模糊。这类事情很常见，我在网上看到，有一家广西人去扫墓，大伯自信地走在前面领路，连扫了五年，才发现扫错了。
我家的村子在湖南邵阳，两边是山林，中间平坦的田地都承包出去了，每亩一年三四百块钱。现在90%以上的山林都荒废了，长满杂草。从前村里有一条水渠，还是五六十年代我爷爷他们修建的，用来做农业灌溉，非常干净，大家都会自发清理。我回村时发现，水渠已经被杂草覆盖了，里面堆了一些石头和泥土。
我已经很少回去了，因为爷爷奶奶不在了。我家的地主要在山坡上面，好像也没人租。现在都长满了野草。那种荒芜、无根的感觉其实很强烈。我家后面就是山，从前路很好走，没什么荒草，可以走到山巅上。
我和搭档贞贞都是留守儿童，爷爷奶奶带大的。从小，所有人都告诉我不要种地，你的这双手要用来握笔，千万不要用来握锄头。大人这样说，我就这样做。
回过头来，慢慢去理解这些事情，为什么我一出生就注定要离开故乡？我总觉得跟城市之间有一种疏离感，而村镇，会激发“与我有关”的共鸣。我想回到村镇，去理解村庄、土地、农民和农作物。几年后，我才逐渐明白，推动我做这一切的源动力，其实是对爷爷奶奶的思念。
广西河池，赵玉顺和老人一起给玉米脱粒。讲述者供图
村子里的老人，但凡还能劳作，就会想办法去种地。我曾经问爷爷，要种到什么时候，爷爷回答：“种地就是一世在土里做活，做到把自己埋进去那天为止。”这不仅仅是我爷爷奶奶的一生，也是那一代许多农村老人的一生。
现在村里人少，有些农村老人在地里干活时，突然犯了高血压晕倒，如果摔的地方偏僻一点，或者农作物长得比较高，倒在里面几天都没人发现。
我有一个婶婶，70多岁，老伴儿已经去世十几年了，她独自在家，开着电视机也不看，只是想要家里面多一点声响。还有些老人冬天坐在外面晒太阳，夏天在树下乘凉，坐着坐着，天就黑了。他们每年都会送走几个同龄人，越来越孤独。
当他们退场，一个时代就结束了。
参考资料：
一席：时代交接处的中国农民散户配资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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